库玛语言教学讲坛
第二讲 超越方法以及后方法教学[1]
著者: |
库玛 |
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 |
译者: |
刘颂浩 |
日本大阪大学 |
|
柳江 |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
互动环节
- 提问一:您提到,方法里边包含着意识形态。请问,您提出后方法是为了什么,您的意识形态动机是什么?您使用后方法这个概念是代表了谁的利益,教师还是其他人?
回答: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如果从广义上来说,你的观点很正确,人类的每一个活动都带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因为你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动机,你做事一定是出于一个特定的原因,想达到一个目的。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你可以说后方法也是带有意识形态的。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世界上有大量的意识形态,种类纷繁。方法的意识形态与后方法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诸多区别,其中有一条,我重点说明一下。这就是,方法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一群学者说我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好的,我会告诉你们,你只需要在课堂上使用就行了。不管你们信不信,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英语教学是一个多金的产业,一个全球性产业,一个能挣钱的产业。这就是方法的意识形态,你创造一个方法,就能推向全球市场。我从来没说过后方法的意识形态,我现在用它是因为你这样问了(听众笑)。后方法的意识形态说的则是:“嘿,作为一个专家,我只给你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和理念,你可以把它们看成原始材料,随意使用随意发挥,只要与你所处的环境相关并且能发挥作用。我不能去塑造你的做法,它只能由你自己来塑造,并且你不用给我任何报酬”。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的《超越方法》一书于200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畅销。约摸两三年后,大概在2006、2007年,耶鲁大学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库玛,你的书非常畅销,你谈到了十条宏观策略。你愿意再为每一条宏观策略写一本书吗?(听众笑)这样我们就能推销给教师们。”听到这个后,我忍俊不禁。因为这恰恰是我想远离的,微观策略和课堂技巧必须由教师来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与特定环境相关联、相适应。这些是意识形态上的关键区别。方法说,我会为你们编写一本书,你们买来在课堂上用就行了。后方法说,我不会给你们编写教材,我只会给你们一般性的理念,你们不能盲目地使用这些理念,必须加以修改,以切合自身的情况。这是最大的区别。如果你们还有时间,可以来找我,我再多给你们讲一讲。
- 提问二:请问您觉得托福和雅思这样的水平测试怎么样,能测出一般英语能力,还是说毫无用处?(听众笑)
回答:就像方法有一个商业动机一样,所有的水平考试也都有商业动机。我是完全拒绝这样做的。如果教师们能够基于学习者的需求和情况,发展出自己的后方法教学法,那么他们应该也能够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对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进行测量。他们不应该依靠牛津大学出版社或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水平测试。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以前有人问过我,我敢肯定你们也会问我,所以我直接给你们答案吧;这个问题就是:“库玛教授,你的理论很棒,但是教师们能做到吗?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吗?”我的回答是,大部分都不能。如果教师们不能按照我推荐的去做,不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后方法教学法,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参加的教师培训项目有问题,这项项目没有教给老师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因此,关键是改变教师培训项目本身。事实上,我的第五讲就叫做“全球化社会中的教师培训”,这也是我下一本书的名字。在那一讲中,我会讲到,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转变、改革教师培训项目。换句话说,现有的教师培训项目能够培养出后方法老师吗?不能。因此,为了培养出后方法老师,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全新的教师培训项目。我会在第五讲详细谈到这一点。
- 提问三:后方法与实践性知识的关系是什么?后方法是不是一种接近实践性知识的途径?
回答:请记住,后方法教学法要求与所处的环境相关联。如果一定要为你和你的学生发展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具有“实践性”的。所以后方法包含了实践性的理念。方法这一概念也同样谈到了实践,但是方法与后方法的实践是有区别的。后方法的实践性必须来自于你,来自于你的课堂,而不是由别的坐在象牙塔里的人施加于你或你的课堂之上。这就涉及教师将实践上升为理论这个议题。在第6、7、8讲中,我会谈到如何去探索自己的课堂。当你在分析自己的课堂的时候,你应该能够将课堂上发生的事情理论化,并反过来应用于你的课堂。这就是我所说的实践性。我并不认为后方法包含了所有的方法,后方法的整个理念就是为了逃离方法。我推测你可能是这样想的,还记得我说过宏观策略来源于研究,来源于经验,所以其中有些可能在不同的方法中已经谈到过,这是事实。但是据此就说后方法是一种折中的方法,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尝试着摆脱方法的概念,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方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而后方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实践性知识是很重要,但它必须来源于你的课堂,而不是来源于教材,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教材是面向大众的,它既不了解你的课堂,也不了解你的学生,更不了解课堂上的需求、困难、资源与限制等。
- 提问四:你为什么会采用宏观策略这个术语?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词,比如“原则”?
回答:这是术语的使用问题。我用的这些术语,在其他书上可能也见到过,因此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它们没什么区别,原来库玛说的跟其他人说的都一样啊。不,这其实是术语搞的鬼。你们需要明白这些术语表达的含义,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用了“输入”这个词,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三个方法中,克拉申也使用了“输入假说”这个术语。但是输入假说与他讲到的一种特定方法相关联,而我说的输入与任何方法都没有关系。阅读文献时,我们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透过术语的表面用法去理解其深层含义。所以,当你说方法与后方法之间没有太多区别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你在谈互动,他也在谈互动;你在谈情景输入,他们也在谈情景输入。如果你只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些术语,那么你可能看不出太多区别,但其实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你使用的输入必须由你来决定,必须与你的学生相关。而你在书上翻到的输入,是由其他人决定的。他们对你的课堂,你的学生,毫无所知,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超越这些术语。但不幸的是,我们总是为这些术语所困。有一个人类学家,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说,“标签使我们成为俘虏”。什么是俘虏?就是囚徒!所以如果使用这些术语,就会成为这些术语的囚徒,为之所困。因此我希望你们能超越术语。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地方使用术语,因为我不能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就去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去描述它。我想再说一下,语言教学所有领域都充满了术语,但是当人们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他们表达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因此,你在阅读研究报告或者文章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了解的第一件事,你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作者对这个术语究竟是怎么定义的,这是最重要的。同样,我敢肯定你们的教授已经告诉过你们,当你在写研究报告,当你在使用一个术语的时候,你必须给出一个所谓的操作方法和定义。什么是操作方法和定义?就是你必须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这个词语表达的是什么含义”。这样读者才能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希望你们能铭记这点。所以当你们在读我的书或者其他任何书的时候,试着去理解作者是怎样使用术语的,使用的是哪层含义。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说出相同的东西,使用相同的词语。每个人都在谈输入,每个人都在谈互动,但方法不一定相同。因此,一个具有批判性的,聪明的读者必须理解字里行间的意义,理解作者或说话人真正的意图。
- 提问五:后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你对理论持什么观点?
回答:你们是否还记得,我提到过统领后方法教学法的三个基础性原则:特殊性,实践性和可能性。可能性不是别的,就是批判性学习。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有一部分的理论基础是来自于杜威、保罗·弗莱雷这些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人,这些理论成为了后方法理论的哲学基础,当然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当你们在读我的书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涉及很多概念,他们都来自伟大的思想家。我不是凭空写出这些东西来的。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个网站,www.bkumaravadivelu.com,我希望你们去这个网站看看。在网站的左边有一些链接,最后一个链接叫做“采访”。这是两年前西班牙的一个网络期刊给我做的一个采访。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人都想采访我,我都拒绝了,不过我总会挑出一些问题进行回答,我说你们可以问问题,但不要放到网上去。但是对这些西班牙学者,我破例了,因为他们针对我的后方法教学法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也认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去看一看这些问题和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深的思想家是谁?”,在这儿你们能找到答案。
- 提问六:我认为“折中”不是一个消极词汇,因为这样教师才能将宏观策略或其他一些原则应用到自己的课堂上。中国文化也倾向于中庸式的折中。另外,我对您的“后方法”一词很好奇。比如说,为什么不使用“反方法”(anti-method)一词呢?您觉得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儿?
回答:我从“反方法”这个问题开始回答。“反方法”一词有负面含义,因为anti就是消极的。我不想用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词语。现在回到折中主义。我对儒家文化不是很了解。但是请相信我,我是读过儒家著作的。我从你的问题中再一次读出了一种逻辑判断,你说中国文化是中庸的、折中的,所以“折中主义”就不是一个消极词汇。就我所知,儒家倡导的是:“倾听他人意见,尝试着去理解不同的智慧,并综合它们”。这里的词是“综合”,这个词比“折中主义”更好。所以儒家讨论的是对不同观念的综合。如果更进一步,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哲学家,比如印度的甘地。如果你看看不同的文化,它们总是在讨论综合,倡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这才是儒家的观点。这不同于我们在讨论语言教学时所使用的“折中主义”一词。请记住,如果折中是积极的,那么专家们写的书上都会专门加上一章,叫做“折中主义”或者“折中法”。但是没人这样做,因为在语言教学和语言教师培训这样一个背景中,这个词不是以积极的方式呈现的。教师们说自己是折中主义,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又必须用一个词来指代自己的做法,因此才选择了“折中”一词。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这点你们可以相信我。同时,他们选择“折中”,是因为他们不能轻易地派生出一个折中法。所以,再一次提醒你们,要超越术语。这是术语搞的鬼。我觉得孔子并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好吧,你现在不用做任何事情,等你真正开始教学的时候,也不用任何理性的思考,就这样去做吧。”我觉得孔子和其他哲学家的理念更加清晰一致,更加综合全面。还是前面说到的,“标签使我们成为俘虏”。从今以后,不管你读什么东西,都要注意里面的术语,注意里面的标签,尤其要注意作者或说话人使用这个术语表达的特定含义。
- 问题七:这个术语(折中主义)或许与方法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术语哲学范畴。作为一名教师,我们需要去平衡,去妥协,去权衡。我们并不能做到完美。
回答:貌似你们对“折中主义”很感兴趣(听众笑),我这样说吧,问题不在于折中法本身,问题在于怎么去做。当老师们说我或许是折中派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不是在奉行折中主义,他们是在逃避,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因为要生成一个有意义的方法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你必须对所有的方法了如指掌,并且能够说出在你的环境中,哪个部分应该用在这儿,哪个部分应该用在那儿。这一点也不简单。这并不是那些老师们所做的。因此,他们使用这个词主要是用来指那些他们无法做到的,这才是关键。
我对问答环节总是充满期待,因为通过这个部分,我能向你们学习到不少东西,你们的问题都非常棒,谢谢你们!
[1] 讲座内容详见《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